杨伟民：十五五时期力争四个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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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清华大学发展规划研究院的活动中发表见解，强调“十五五”时期中心城市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核心引领作用。

“十五五”阶段是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中心城市作为经济与创新的主要载体，必须在战略层面实现突破性进展。近期发布的《国际交往中心城市指数2025》报告，通过拓展城市样本和优化评估指标，为全球城市发展提供了科学参考。该报告与中央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精神相契合，突出了创新、宜居、智慧等现代化要素，为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注入新思路。

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是国家经济发展、科技突破与服务升级的核心空间。我国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共36个，构成了这一战略网络的主体。在“十五五”期间，这些城市需直面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战略机遇期并非单纯由外部因素决定，而是内外部互动的结果。我国通过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已在过去几十年中成功转化风险为机遇。例如，2018年贸易战的应对经验，推动了科技创新与产业体系升级。经济全球化虽面临逆流，但市场规律终将主导资源配置，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同时，以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为我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国在研发投入、人才储备与制造业基础方面的优势，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然，风险挑战不容忽视。贸易保护主义、产业链重构与技术壁垒等问题加剧了外部不确定性。我国需保持战略定力，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波动，通过深化改革与开放，增强经济韧性与创新活力。

中心城市在“十五五”时期需聚焦以下战略任务：

首先，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增长是重中之重。经济质的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相辅相成，中心城市凭借其经济密度与资源集聚能力，应在全国增长中担当主力。例如，深圳、广州等城市的经济总量占省级比重显著，其稳定增长对全国经济基本盘至关重要。

其次，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这要求中心城市在技术突破与要素配置上先行先试。通过改革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激活知识、数据等新生产要素，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创新。中心城市高校密集、产业链完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理想土壤。

第三，发展凝聚新质生产力的新制造。传统工业化经验未必适用于当前阶段，中心城市应摒弃“降低工业比重”的固有思维，转而发展研发密集、创新驱动的新型制造业。市场而非规划应主导产业选择，以适应动态变化的经济环境。

第四，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经济增长需更多依赖内需驱动，中心城市作为中等收入群体集中地，应率先形成消费拉动增长的模式。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优化分配结构，并投资消费场景创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

第五，支持消费型产业发展。现有产业政策需补充消费型产业内容，鼓励高端消费品与服务业发展。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应放宽市场准入，激发民营与外资活力，形成供给与需求的良性循环。

总之，“十五五”时期，中心城市需在经济增长、新质生产力、制造业升级、消费扩张与产业调整等方面取得突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深化改革与制度创新将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核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