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3省份面临人口流失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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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们而言，早晚高峰的地铁车厢，往往是不得不与陌生人共享体温与呼吸的“亲密”空间。
然而，一个悄然的变化正在发生：昔日拥挤不堪的一线城市地铁，似乎稍显宽松；而杭州、武汉、合肥等地的早班车厢里，前胸贴后背的景象却日渐普遍。这种体感上的差异，正是中国人口版图深刻变迁的直观映射。
中国人口总量在2021年达到历史峰值14.126亿后，次年便迎来转折——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出生人数，人口自然增长由正转负，宣告了持续六十余年的人口增长时代终结。
与此同时，常住人口的流失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席卷着全国近三分之二的省份。
人口流失：从局部蔓延至全局
每年夏季，随着毕业季落幕，无数年轻人背上行囊奔赴远方。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常住人口较上年减少的地区多达20个，基本持平的3个，仅剩8个维持增长。
其中，广东、浙江、福建凭借突出的经济活力与吸引力，占据常住人口增长榜的前列。新疆、西藏两地增长亦表现亮眼。陕西与安徽则在中西部人口普遍流出的背景下，艰难守住了增长态势。
引人瞩目的是，作为传统人口大省、曾以“考公回流”闻名的山东，如今正经历显著的人口外流。2024年，山东常住人口锐减43万，降幅居全国之首，且已连续三年下滑。回溯2001至2021年间，山东累计增长人口高达1172万，是仅次于广东的亿级人口省份。河南、湖南两省同样“失守”，2024年均流失约30万常住人口。
若将时间轴拉长观察，人口流失早有端倪。2000至2010年间，全国已有四川、贵州、广西等五省出现常住人口减少，彼时东北尚能依靠工业基础维持微弱增长。进入2010年代，东北三省人口流失加剧，十年间合计减少超1130万，成为首个整体性人口流失区域，全国人口减少省份增至六个。
真正的分水岭出现在2020年后。人口外流现象迅速蔓延，河南、湖南、山东、河北等传统大省接棒下滑，连上海、天津这类直辖市的吸引力也大不如前。对比2024年与2020年数据，常住人口呈减少态势的省级行政区激增至19个。
即便是仍在增长的省份，增长势头也明显放缓。例如广东，2020-2024年的人口增量仅相当于2000-2004年间的三分之一。这背后，除了持续探底的出生率，人口流动模式也趋向“省内化”。第七次人口普查揭示，全国3.76亿流动人口中，近七成选择在省内流动，较十年前显著提升。这意味着，人们仍在流动，但迁徙的距离大大缩短。“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这句曾经激励无数人远赴他乡的口号，其号召力已悄然减弱。
省会虹吸：一枝独秀与多点开花
比省份整体增减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口流动的具体方向。在经济发达、发展均衡的省份，人口呈现“多点开花”的分布格局；而在收缩型区域，省会城市几乎成为唯一的“避风港”。
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是前者的代表。2020至2024年间，其11个地级市常住人口全部实现增长。杭州作为“数字经济第一城”，四年净增65.9万人，领跑全省；宁波、温州紧随其后，增量可观；即便是体量较小的舟山、丽水也并未掉队。
与浙江人口规模相近的湖南，格局却截然相反。同期，仅省会长沙实现常住人口增长，四年净增55.6万。这座以装备制造为基石、借文娱产业出圈的网红城市，成为年轻人眼中能兼顾工作与生活的理想选择。反观省内其余13个市州，常住人口全线收缩，衡阳、邵阳、永州等大市四年间均流失超20万人。大量湖南人选择流向更具活力的深圳，其街头遍布的湘菜馆和浓郁的湖南口音，甚至让深圳被戏称为湖南人的“省外省会”。
省会“一枝独秀”的现象在内陆省份相当普遍。统计显示，青海西宁、宁夏银川、吉林长春等省会城市容纳了全省约四成的常住人口。过去四年间，东北、华中和部分西部省份的省会人口集中度进一步提高，武汉以两个百分点的增幅领跑，或与疫后人口回流相关。贵阳的表现尤为突出，其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大幅提升，四年净增近20万人，增量超过所有省会城市。
并非所有省会都能独领风骚。济南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和城市影响力上长期被青岛压制，坊间流传“中国的青岛，山东的济南”之说。而在江苏、广东等沿海发达省份，多中心发展模式削弱了省会的虹吸效应，苏州、佛山等新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量几乎与省会并驾齐驱。
产业突围：改写人口流向的新力量
尽管格局多元，省会城市仍是多数省份人口流动的主要目的地。尤其在中西部，一些过去被低估的地区，正依托强省会战略和产业突破，悄然改变着人口流动的轨迹。安徽与贵州的逆袭最具代表性。
安徽曾是劳务输出大省，但近十年来常住人口不仅止跌，还实现了显著增长。关键推力在于其汽车产业的崛起。2010年安徽汽车产量首破百万辆，奇瑞、江淮等本土品牌奠定基础。尽管经历行业周期调整，随着蔚来汽车深度扎根合肥、比亚迪产业链全面落地，安徽成功接住了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时代机遇。仅2021-2023年，汽车制造业就净增近十万就业岗位，整车、零部件、电池等产业链更是吸引了大量劳动人口返乡或迁入。
贵州的蜕变则更具传奇色彩。这片曾以贫困闻名的山地省份，因“东数西算”国家战略迎来转机。其凉爽气候、稳定地质和充足电力，使其成为建设大型数据中心的理想之地。中国移动、华为、苹果iCloud等巨头纷纷布局。2023年，贵州软件业务收入飙升至851亿元，是2012年的近14倍，从业人数也显著增长。这对于一个非沿海、非工业的山区省份而言，堪称破局之变。
然而，增长背后也暗藏隐忧。贵州软件行业就业人数在2021年达到峰值后已连续两年下滑，反映出“留人难”的普遍困境。这也是许多新兴网红城市面临的现实挑战：依靠政策红利和产业布局吸引人才相对容易，但要真正留住人才，却远非易事。岗位数量有限、产业赛道单一，是许多涌入这些城市的年轻人遭遇的首道门槛。能提供的工作往往集中在大厂外包、销售客服等领域，既缺乏高薪吸引力，也难言职业发展空间。他们曾希望逃离一线城市的内卷，寻找一个平衡生活与梦想的新天地。但现实往往证明，即便摆脱了高房价、长通勤和高成本的压力，理想的栖息地也并非唾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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