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中金2026年展望——地缘经济与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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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地缘格局演变正推动中国经济双循环模式呈现新的特征。内循环层面,实体经济呈现供给能力提升与需求不足并存的格局,而资本市场表现活跃,风险偏好回升成为驱动资产价格的重要力量。在金融周期调整阶段,去杠杆进程催生了超额储蓄,随着市场预期改善,这部分资金正逐步向权益类资产配置转移。外循环方面,贸易与资本流动格局正在重构:过去以消费品出口和美国国债资产配置为主的循环模式,正在转向对新兴市场资本品出口与多元化对外投资相结合的新范式。美国关税政策的调整客观上加速了这一转型进程。
实现内外循环良性互动的核心在于创新突破与内需提振。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进步成为市场重新评估中国创新能力的催化剂,DeepSeek的突破性进展不仅展示了算法优化对算力约束的突破,更凸显了规模经济在创新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当前大模型研发面临规模报酬递减的挑战,而人工智能的应用推广能否带来更广泛的经济效率提升,将成为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推进技术创新的同时,需更加重视市场需求端的支撑作用。消费需求扩张不仅有助于宏观经济平衡,也能为科技创新提供更有利的市场环境。财政政策可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面向民生领域的支出,如生育支持、教育保障等社会福利措施,既能直接拉动消费,也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从宏观视角观察,技术进步在提升供给效率的同时,也强化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财政扩张通过改善低收入群体保障水平,能够有效激活闲置资源,促进总供需平衡。历史经验表明,科技创新既对社会保障提出更高要求,也为其实施提供了物质基础。
近期资本市场表现显示,中美股市上涨背后的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中国股市回升主要源于风险溢价下行,反映市场信心修复,而企业盈利改善的贡献相对有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实体经济领域仍面临需求不足的压力,GDP平减指数持续处于负值区间。这种分化现象引发了对股市上涨可持续性的关注。美国股市则更多受益于企业盈利增长与科技乐观预期的双重驱动,特别是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突破性进展,重塑了市场对行业增长前景的预期。
人工智能发展已成为影响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因素。DeepSeek等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不仅展现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实力,更提升了市场对中国创新生态的整体评价。这种技术突破带来的生产率提升预期,正在改变资本市场的估值逻辑。与此同时,地缘竞争因素日益渗透到经济与技术领域,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理解实体经济、技术创新与资产价格的关系,需要从双循环视角进行系统分析。
从内循环维度观察,金融周期下行阶段呈现出典型的结构特征。房地产调整与债务出清抑制了总需求扩张,而与之相关的成本下降则促进了供给端效率改善。这种供需格局催生了超额储蓄现象,在市场预期低迷时期,这些资金倾向于配置低风险资产,推动无风险利率下行;当市场信心恢复时,则转向风险资产配置,推升权益类资产价格。
国际经验显示,在金融周期调整阶段,股市率先反弹是常见现象。关键在于是什么力量能够支撑市场持续向好。美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通过财政扩张与外部需求协同,成功实现了经济复苏与企业盈利改善的良性循环。当前中国面临类似的挑战,债务负担对需求形成制约,企业和居民部门的偿债压力仍处于较高水平。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债务偿还过程往往导致资金回流银行体系,而信贷需求不足则需要外部力量打破这一循环。
地缘因素对需求端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旨在削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这种"去中心化"压力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外需冲击。与此同时,供给侧面临的"卡脖子"压力反而激发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呈现出并行发展态势,特别是在算法优化方面,中国展现出独特优势。
规模经济效应在创新竞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DeepSeek的突破性进展表明,通过算法创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算力约束,这改变了单纯依靠要素投入规模竞争的传统模式。规模定律提示我们,大模型发展既受益于规模经济,也面临规模报酬递减的挑战。技术进步通过提升要素边际产出,为后发者创造了赶超机遇。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和人才储备方面的规模优势,为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思考人工智能领域可能存在的估值泡沫时,需要区分两种情形:一是对未来盈利增长的过度乐观预期,二是当前盈利水平的不可持续性。泡沫破裂的风险可能来自技术突破带来的供给扩张,也可能源于应用效果不及预期。关键在於大模型研发的规模报酬递减能否通过技术进步得以缓解,以及人工智能应用能否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创造规模报酬递增效应。
外循环格局的重构同样值得关注。美国关税政策确实导致了中美贸易额的下降,但中国整体出口仍保持增长,这表明贸易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强调资源禀赋差异,但在产业内贸易领域,规模经济效应日益成为决定性因素。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不仅来自劳动力成本,更源于完整的产业配套和规模经济效应。
贸易数据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比重显著上升,特别是以新能源、电动汽车等为代表的绿色产业出口增长迅猛。出口商品结构也从消费品为主转向资本品和中间品为主,这表明中国正在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与此同时,资本流动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中国对外资产配置从持有美国国债转向对新兴市场的直接投资,特别是在绿色产业领域的海外投资快速增长。
这种新的外循环模式具有重要地缘经济意义。中国向新兴市场出口资本品和中间品,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同时通过直接投资、银行贷款等方式形成对外资产。这种模式不仅促进了南南合作,也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在内循环层面,提振消费需求具有关键意义。出口与投资增长空间受限的背景下,消费扩张不仅有助于内部平衡,也能为创新发展提供市场支撑。财政政策可在多个层面发挥作用:一方面通过债务置换缓解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门债务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民生导向的支出直接刺激消费。个人信用救济政策的探索和破产保护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增强微观主体抗风险能力。
面向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具有较高乘数效应。以生育、教育、医疗等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投入,既能改善收入分配,也能释放消费潜力。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强化了完善社会保障的必要性。财政扩张通过激活闲置资源,可以实现供给改善与需求扩张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 | 地缘经济 规模经济 双循环 财政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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